周六说到了自然法,那么今天正式切入到亚当斯密环节当中。如果说洛克将劳动与私有财产保护的正当性两者结合起来纳入他的理论系统当中,为后来的英国现实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提供了思想的指导基础,那么他伟大的学术理念也被后人继承延续下来,并且深刻的影响了亚当斯密,为他的国富论提供了巨大的时代价值和创作的空间。
上周说到这里就截止了下来。
在国富论当中,斯密对劳动给予充分的首肯,并且将劳动当作他价值理论的核心基础,引用斯密的话语来说,就是每件物品的真实价格,即每件物品使想得到它的人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每件物品所付出的辛劳和麻烦。他又说道:一个人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也就是说,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种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意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够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可以看出,斯迷为我们展现出的是一幅劳动负效用的理论图景,或者说他是以一种接近常识性的手法将劳动深深镶刻在价值理论当中。在随后的章节当中他继续阐述道:如果捕杀一只海狸所付出的劳动通常是捕杀一只鹿所付出的劳动的两倍,那么一只海狸很自然就会卖出两只鹿的价钱。
辛劳和麻烦支配下的劳动数量通过这段话已经清晰的展现在眼前,而这又为后来的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提供了基础，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斯密的这种观点的确充满了漏洞。他忽略掉了构成商品价格太多的要素环节,后来的奥地利学派利用能够效用和稀缺构成的价值理论对斯密的劳动学说给予了回击。他们的观点认为,既然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那么不妨进行比较,谷物的生产含有大量劳动者的辛勤参与,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海边无意当中捡到一颗钻石,这并没有包含任何的劳动,但是价值却远远高于谷物,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随即指出:一种商品的价值或者是价格首先由它的消费者主观感觉到的效用来决定,也就是凭借主观价值取向来决定并且由该商品相应的稀缺程度来决定。任何给定的物品随着供给的增加或者说丰裕价值越低,反之,缺是稀缺价值越高。他们以此为基础提出后来著名的边际效用理论,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由该商品的边际效用来决定,所谓边际效用,也就是每增加或减少一单位的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总效用的变化量来决定。应该说,边际效用理论成为后来新古典经济学派价值体系的核心,并且后者利用这一理论对先前斯密提出的价值悖论给予嘲笑。所谓价值悖论,就是斯密在国富论当中提出的一个困饶人们的长期话题,也就是说:水的用途最大,但是我们不能以水来购买任何的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来进行交换,而金刚钻几乎没有任何的使用价值,但是必须有大量的其他货物才能和它进行交换，斯密由此提出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且将两者严重分割开来。即水对于人类不可或缺,但是仅仅有很小的价值,而一颗钻石没有任何用途,但却拥有巨大的价值。这个困绕人们的难题最终被后来的新古典学派克服,利用稀缺和效用一举解决了价值悖论这一难题。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这一学术成果欣喜的时候或许并不清楚。斯密在撰写国富论十年之前在讲义当中就已经解决了这一难题,他说道,仅仅是由于水的大量存在才导致水这样的便宜,以致用来进行喷洒,而正是由于钻石稀缺它们才这样的昂贵。同时他进一步指出:一个在沙漠当中迷路的富裕商人会以很高的价格来评价水,并且给它一个极高的价格,但是通过工业如果能成倍生产大量的钻石,那么钻石的价格也将急剧下降。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斯密在写作国富论时对先前的理论加以否定了呢?
其实,如果我们脱离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的阐述环节从他的宗教情怀入手就会更好的解释这一点。斯密是一个清教徒,坚信加尔文主义价值观,而加尔文主义信仰则极为重视劳动,强调生产与节俭,并且对过度的消费与享受抱有轻蔑的态度。在加尔文主义看来,作为一个上帝的选民并不是仅仅将上帝局限在思想当中,而是全方位的投入到现世当中来。在家庭与社会生活当中展现出自身的成就和美德,并且以此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加尔文主义者将人类在现世当中所从事的工作看作是一种天职,给现实的经济活动赋予神圣的崇高性,在加尔文主义者看来,正当的经济活动是增加上帝荣耀的一种渠道,也是一种最好的禁欲手段。因为经济活动也是上帝对于人类的一种历练,使其建立起抵御各种世俗诱惑的品德。因为后来的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于基督教禁欲主义,天职下的劳动,创造与节俭荣耀上帝成为文化价值的核心。所以从清教徒斯密的立场上来说,劳动构成一切商品价值的源泉,而奢侈性消费,非生产性劳动,与欲望的满足则成为蔑视的对象。在他看来,劳动代表着天职的崇高,而效用与欲望则充斥着世俗的现实主义色彩,所以刻意的加以排斥,因此在国富论当中,赞美劳动,提倡节俭,鼓励储蓄,反对奢华的享受贯穿了他的写作主线,突出了他诚挚的教徒情怀。而这种情怀与后来的李嘉图与马克思的现世主义截然相反,而这也集中反应到他所阐述的自然价格之上。
所谓自然价格,依据斯密的话说就是:一种商品的价格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到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可以说是按照它的自然价格出售的,商品这样出卖的价格,恰恰相当于价值,或者说,恰恰相当于出售这商品人实际上所花的费用。我们换句话说,这样自然价格最终由生产成本来决定,也就是支付完工资,地租和利润后没有剩余的一种价格。斯密将这种自然价格(或者说长期价格)当作基点或者说一个中心点,一切市场价格全部围绕这个自然价格做上下波动。也就是说,如果市场价格(商品出卖所得到的实际价格)高于自然价格,那么也会获得一分超额的收益,资源就会流入这个特定的行业,进而压低市场价格下降到自然价格水平。反之,如果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由此产生的损失将导致资源脱离这个行业,直到价格提升到这个自然价格水平。我们看,斯密是站在超然的角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市场长期价格的图景,并且以供求机制自然运作形态为基础,通过注重长期价格的同时也将短期市场价格为我们勾勒出来。这的确是神来之笔,他为后代学者提供一个指向彼岸的价格风向标,同时围绕这一标尺的相关要素通过短期价格的形式抛给了人们,让后者利用自身的才智去加以填充。而后者也正是在斯密无形引导之下展开自己的学术创造,为后来的市场经济理论不断填充弹药加以丰富着。后来的新古典学派指出,斯密的这种长期价格只是一种参考而已,在现实当中难以出现，或者说不存在这种现象。因为这种长期间隔意味着市场上所有的数据不变,也就是市场资源,现有的技术人类知识和经营模式,长期价格排序主导的消费需求以及外部环境永远处于冻结状态。而正是这些构成真正市场运行的主导要素。
或者说市场经济的运行是持久处于波动当中,它永无止境的处于一种循环流转状态,他不断依靠自身要素质变突破呈一种波浪式向前运行着,所以这种自然价格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所做的所想证实的一切正是围绕长期价格展开的,你可以攻击它,但是你不能不正视它,它就矗立在那里,希望你通过自身的智慧突破它那道终极的屏障来展现你自身的学术价值,而这正是它的伟大所在。
我们前面已经说到,斯密以他的清教徒式的情怀将劳动构成商品价值理论的核心。那么他的劳动价值论则被李嘉图继承下来,并且以世俗的手段加以方大,形成后来著名的劳动数量学说。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一件商品的价值,或者说与之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数量,取决于生产此件商品所必须的劳动量。我们看到,从任何一点上来说这一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因为他把所有的劳动都看成是一种同质的量。在现实当中远远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天赋不同,所以形成的资质也明显不同。有的人专长于技术,有的人擅长于思考,并且往往形成巨大的差别,或者说是差距,而这则构成工资差异的要素环节之一。所以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均等的劳动,最多只是存在差异日益缩小的劳动,你绝对不能把中国的血汗工厂的低附加值劳动与国外那种以脑力为基础的高附加值劳动来相提并论。而李嘉图忽视的正是这一点。并且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一个相对僵化封闭的理论,在他的总收入=工资+利润+地租所构成的体系当中,他把总收入设立为一个固定的量,而地租在他看来随着人口的增加总是处于一种耕种的饱和为零的状态也设定为固定的量。这样一来工资与利润就成为一种反比的状态,使工资和利润成为不可调和的对立矛盾,也为后来的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提供了绝妙的契机，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同样是劳动,斯密是站在加尔文主义教徒的立场上以禁欲主义的方式论述它。李嘉图是以极端现世的角度通过马尔萨斯悲观主义色彩来评价它，而马克思更是通过情感的宣泄的方式以阶级矛盾的视角来评价它。不同的学者依据自身所处时代以不同的情怀提出不同的理念,这些窘异的学术理念也吸引着各自的拥护者蜂拥而至进行宣扬传播,各自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
那么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我们暂时解析到这里,下面进入下一个环节:劳动分工理论
劳动分工理论与看不见的手构成斯密理论体系的核心。也正是这两者使国富论闻名于世,受到英国资产阶级群体的拥护和赞同,并且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良,以及在任何处指导劳动或应用劳动时所用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都是分工的结果。并且往下以制针业加以例证,凡是采用分工的场合均能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不同技艺与行业的发展,形成社会各个阶层共同的富裕。在斯密看来,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并且把这种劳动分工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观点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的确充满了费解,的确,劳动分工是优化劳动与社会资源关键的要素环节之一。但是却是由拥有智慧与组织创新能力的企业家来推动,而在斯密的国富论当中却没有给予企业家一个合理适当的地位,只是把他们当作组织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其中发现与创新环节难以寻觅,而这些只有在后来的奥地利学派当中才加以阐述和细化。而一旦脱离创新与发现环节,就意味着把企业家的职能消除的干干净净,给人们留下的就是一个充斥着投机色彩的贪婪者形象,并且为后来的社会主义这提供充足的抨击材料。但是如果我们依然从斯密的宗教情怀立场上来洞察这一点,那么就一切可以豁然。圣经上说万事相互效力,也就是人们相互帮助和支持共同得到神的感召,而这种万事相互效力的原则与自然法下的和谐秩序有着巧妙的联系。我们前面已经说到,0715过去的讲课当中曾经将人性分为神性,罪性和现世性。而斯密首先是一名加尔文主义的信奉者,其次才是自然法下的道德哲学家与政治经济学者。他正是在神性与现世性的角度上来看待问题,以一种人人平等下的天职来阐述劳动与分工理论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斯密不仅仅是把社会分工看作是一种将劳动生产力提升的手段，更是将其看作是通过相互协作,取长补短以最大力量或者说效用贡献天职的一种途径。而且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当时的商人群体依靠君主的庇护垄断盛行,以牺牲公众利益的方式为自身谋求私利。因为斯密的内心情感上对他们加以蔑视,提倡一种打破垄断集团维护诚信经营的手工业主利益的政策.而正是这种价值情感上给予商人内群体的排斥,让斯密忽视了商人群体这一贯穿经济理论主线的鲜活要素,为人们留下遗憾,也为经济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基础。
以上我们通过斯密的宗教情感将他的劳动分工阐述个大概,那么我们往下回到现实环境当中来,谈一谈当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分工体系。往下我利用当代御用学者的论点阐述一下他们的看法,也许让人们唑舌。人们常常说资本永远是逐利的,哪里存在价值洼地资本就会蜂拥而至,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价值洼地。庞大的市场规模,广阔的市场前景,给予外资优惠的市场政策,配合上低廉的市场劳动力获得全球资本的青睐,进入近十多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以全球产业外包为主导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中国以此为基础积累起来世界规模最为庞大的外汇储备,并且快速开展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可以说,在这基础上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口号响彻云霄,而中国学者也开始大谈市场经济,并且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当作学术(或者说吹嘘)的基石。可以说,亚当斯密活到今天如果听到自己的分工理论与中国制造联系起来会感到莫大的侮辱。我们已经不只一次的说到,他在国富论的阐述当中折射的是自己的宗教情怀,而他的分工理论是建立在贡献天职下的协作共赢的基础上的。它的首要前提是一种超越世俗博爱下的平等,并且以资源的禁欲主义智慧与辛劳为原则,而中国的分工丝毫与这沾不上边,与斯密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中国的经济是以政府的欲望和相关权力为主导,所以在市场经济前面贯上了特色两个字,而中国之所以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也并非经济群体依据各自禀赋的自发性行为导致。而是政府通过政策与意志的强制所驱使,也就是说以城乡二元化政策为方针,通过残酷剥削农村人口福利的方式建立起来一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流动大军。并且以漠视其尊严,自由乃至生命的恶劣手段为全球化资本开启了绿灯,同时辅助以环境,资源,道德为代价。所以这种发展路径被具有良知的学者称为竞次战略,也就是打破道德底线的经济战争,在这种竞次战略过程当中,人的生命犹如蝼蚁被资本所肆意吞噬。也由此一来血泪童工,断指工厂被人们进相熟知。这种丑陋的路径不仅引发国内良知者的愤慨,即使是西方政府和媒体也大加指责。所以我们将其以斯密的分工理论进行对照就可以看到:一个是超然的出世,一个是堕落的现世,前者是出于荣耀上帝天职的遵循,后者是暴力极权下处于自身欲望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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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说到了自然法,那么今天正式切入到亚当斯密环节当中。如果说洛克将劳动与私有财产保护的正当性两者结合起来纳入他的理论系统当中,为后来的英国现实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提供了思想的指导基础,那么他伟大的学术理念也被后人继承延续下来,并且深刻的影响了亚当斯密,为他的国富论提供了巨大的时代价值和创作的空间。
上周说到这里就截止了下来。
在国富论当中,斯密对劳动给予充分的首肯,并且将劳动当作他价值理论的核心基础,引用斯密的话语来说,就是每件物品的真实价格,即每件物品使想得到它的人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每件物品所付出的辛劳和麻烦。他又说道:一个人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也就是说,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种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意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够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可以看出,斯迷为我们展现出的是一幅劳动负效用的理论图景,或者说他是以一种接近常识性的手法将劳动深深镶刻在价值理论当中。在随后的章节当中他继续阐述道:如果捕杀一只海狸所付出的劳动通常是捕杀一只鹿所付出的劳动的两倍,那么一只海狸很自然就会卖出两只鹿的价钱。
辛劳和麻烦支配下的劳动数量通过这段话已经清晰的展现在眼前,而这又为后来的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提供了基础，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斯密的这种观点的确充满了漏洞。他忽略掉了构成商品价格太多的要素环节,后来的奥地利学派利用能够效用和稀缺构成的价值理论对斯密的劳动学说给予了回击。他们的观点认为,既然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那么不妨进行比较,谷物的生产含有大量劳动者的辛勤参与,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海边无意当中捡到一颗钻石,这并没有包含任何的劳动,但是价值却远远高于谷物,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随即指出:一种商品的价值或者是价格首先由它的消费者主观感觉到的效用来决定,也就是凭借主观价值取向来决定并且由该商品相应的稀缺程度来决定。任何给定的物品随着供给的增加或者说丰裕价值越低,反之,缺是稀缺价值越高。他们以此为基础提出后来著名的边际效用理论,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由该商品的边际效用来决定,所谓边际效用,也就是每增加或减少一单位的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总效用的变化量来决定。应该说,边际效用理论成为后来新古典经济学派价值体系的核心,并且后者利用这一理论对先前斯密提出的价值悖论给予嘲笑。所谓价值悖论,就是斯密在国富论当中提出的一个困饶人们的长期话题,也就是说:水的用途最大,但是我们不能以水来购买任何的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来进行交换,而金刚钻几乎没有任何的使用价值,但是必须有大量的其他货物才能和它进行交换，斯密由此提出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且将两者严重分割开来。即水对于人类不可或缺,但是仅仅有很小的价值,而一颗钻石没有任何用途,但却拥有巨大的价值。这个困绕人们的难题最终被后来的新古典学派克服,利用稀缺和效用一举解决了价值悖论这一难题。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这一学术成果欣喜的时候或许并不清楚。斯密在撰写国富论十年之前在讲义当中就已经解决了这一难题,他说道,仅仅是由于水的大量存在才导致水这样的便宜,以致用来进行喷洒,而正是由于钻石稀缺它们才这样的昂贵。同时他进一步指出:一个在沙漠当中迷路的富裕商人会以很高的价格来评价水,并且给它一个极高的价格,但是通过工业如果能成倍生产大量的钻石,那么钻石的价格也将急剧下降。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斯密在写作国富论时对先前的理论加以否定了呢?
其实,如果我们脱离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的阐述环节从他的宗教情怀入手就会更好的解释这一点。斯密是一个清教徒,坚信加尔文主义价值观,而加尔文主义信仰则极为重视劳动,强调生产与节俭,并且对过度的消费与享受抱有轻蔑的态度。在加尔文主义看来,作为一个上帝的选民并不是仅仅将上帝局限在思想当中,而是全方位的投入到现世当中来。在家庭与社会生活当中展现出自身的成就和美德,并且以此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加尔文主义者将人类在现世当中所从事的工作看作是一种天职,给现实的经济活动赋予神圣的崇高性,在加尔文主义者看来,正当的经济活动是增加上帝荣耀的一种渠道,也是一种最好的禁欲手段。因为经济活动也是上帝对于人类的一种历练,使其建立起抵御各种世俗诱惑的品德。因为后来的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于基督教禁欲主义,天职下的劳动,创造与节俭荣耀上帝成为文化价值的核心。所以从清教徒斯密的立场上来说,劳动构成一切商品价值的源泉,而奢侈性消费,非生产性劳动,与欲望的满足则成为蔑视的对象。在他看来,劳动代表着天职的崇高,而效用与欲望则充斥着世俗的现实主义色彩,所以刻意的加以排斥,因此在国富论当中,赞美劳动,提倡节俭,鼓励储蓄,反对奢华的享受贯穿了他的写作主线,突出了他诚挚的教徒情怀。而这种情怀与后来的李嘉图与马克思的现世主义截然相反,而这也集中反应到他所阐述的自然价格之上。
所谓自然价格,依据斯密的话说就是:一种商品的价格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到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可以说是按照它的自然价格出售的,商品这样出卖的价格,恰恰相当于价值,或者说,恰恰相当于出售这商品人实际上所花的费用。我们换句话说,这样自然价格最终由生产成本来决定,也就是支付完工资,地租和利润后没有剩余的一种价格。斯密将这种自然价格(或者说长期价格)当作基点或者说一个中心点,一切市场价格全部围绕这个自然价格做上下波动。也就是说,如果市场价格(商品出卖所得到的实际价格)高于自然价格,那么也会获得一分超额的收益,资源就会流入这个特定的行业,进而压低市场价格下降到自然价格水平。反之,如果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由此产生的损失将导致资源脱离这个行业,直到价格提升到这个自然价格水平。我们看,斯密是站在超然的角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市场长期价格的图景,并且以供求机制自然运作形态为基础,通过注重长期价格的同时也将短期市场价格为我们勾勒出来。这的确是神来之笔,他为后代学者提供一个指向彼岸的价格风向标,同时围绕这一标尺的相关要素通过短期价格的形式抛给了人们,让后者利用自身的才智去加以填充。而后者也正是在斯密无形引导之下展开自己的学术创造,为后来的市场经济理论不断填充弹药加以丰富着。后来的新古典学派指出,斯密的这种长期价格只是一种参考而已,在现实当中难以出现，或者说不存在这种现象。因为这种长期间隔意味着市场上所有的数据不变,也就是市场资源,现有的技术人类知识和经营模式,长期价格排序主导的消费需求以及外部环境永远处于冻结状态。而正是这些构成真正市场运行的主导要素。
或者说市场经济的运行是持久处于波动当中,它永无止境的处于一种循环流转状态,他不断依靠自身要素质变突破呈一种波浪式向前运行着,所以这种自然价格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所做的所想证实的一切正是围绕长期价格展开的,你可以攻击它,但是你不能不正视它,它就矗立在那里,希望你通过自身的智慧突破它那道终极的屏障来展现你自身的学术价值,而这正是它的伟大所在。
我们前面已经说到,斯密以他的清教徒式的情怀将劳动构成商品价值理论的核心。那么他的劳动价值论则被李嘉图继承下来,并且以世俗的手段加以方大,形成后来著名的劳动数量学说。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一件商品的价值,或者说与之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数量,取决于生产此件商品所必须的劳动量。我们看到,从任何一点上来说这一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因为他把所有的劳动都看成是一种同质的量。在现实当中远远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天赋不同,所以形成的资质也明显不同。有的人专长于技术,有的人擅长于思考,并且往往形成巨大的差别,或者说是差距,而这则构成工资差异的要素环节之一。所以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均等的劳动,最多只是存在差异日益缩小的劳动,你绝对不能把中国的血汗工厂的低附加值劳动与国外那种以脑力为基础的高附加值劳动来相提并论。而李嘉图忽视的正是这一点。并且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一个相对僵化封闭的理论,在他的总收入=工资+利润+地租所构成的体系当中,他把总收入设立为一个固定的量,而地租在他看来随着人口的增加总是处于一种耕种的饱和为零的状态也设定为固定的量。这样一来工资与利润就成为一种反比的状态,使工资和利润成为不可调和的对立矛盾,也为后来的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提供了绝妙的契机，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同样是劳动,斯密是站在加尔文主义教徒的立场上以禁欲主义的方式论述它。李嘉图是以极端现世的角度通过马尔萨斯悲观主义色彩来评价它，而马克思更是通过情感的宣泄的方式以阶级矛盾的视角来评价它。不同的学者依据自身所处时代以不同的情怀提出不同的理念,这些窘异的学术理念也吸引着各自的拥护者蜂拥而至进行宣扬传播,各自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
那么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我们暂时解析到这里,下面进入下一个环节:劳动分工理论
劳动分工理论与看不见的手构成斯密理论体系的核心。也正是这两者使国富论闻名于世,受到英国资产阶级群体的拥护和赞同,并且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良,以及在任何处指导劳动或应用劳动时所用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都是分工的结果。并且往下以制针业加以例证,凡是采用分工的场合均能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不同技艺与行业的发展,形成社会各个阶层共同的富裕。在斯密看来,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并且把这种劳动分工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观点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的确充满了费解,的确,劳动分工是优化劳动与社会资源关键的要素环节之一。但是却是由拥有智慧与组织创新能力的企业家来推动,而在斯密的国富论当中却没有给予企业家一个合理适当的地位,只是把他们当作组织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其中发现与创新环节难以寻觅,而这些只有在后来的奥地利学派当中才加以阐述和细化。而一旦脱离创新与发现环节,就意味着把企业家的职能消除的干干净净,给人们留下的就是一个充斥着投机色彩的贪婪者形象,并且为后来的社会主义这提供充足的抨击材料。但是如果我们依然从斯密的宗教情怀立场上来洞察这一点,那么就一切可以豁然。圣经上说万事相互效力,也就是人们相互帮助和支持共同得到神的感召,而这种万事相互效力的原则与自然法下的和谐秩序有着巧妙的联系。我们前面已经说到,0715过去的讲课当中曾经将人性分为神性,罪性和现世性。而斯密首先是一名加尔文主义的信奉者,其次才是自然法下的道德哲学家与政治经济学者。他正是在神性与现世性的角度上来看待问题,以一种人人平等下的天职来阐述劳动与分工理论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斯密不仅仅是把社会分工看作是一种将劳动生产力提升的手段，更是将其看作是通过相互协作,取长补短以最大力量或者说效用贡献天职的一种途径。而且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当时的商人群体依靠君主的庇护垄断盛行,以牺牲公众利益的方式为自身谋求私利。因为斯密的内心情感上对他们加以蔑视,提倡一种打破垄断集团维护诚信经营的手工业主利益的政策.而正是这种价值情感上给予商人内群体的排斥,让斯密忽视了商人群体这一贯穿经济理论主线的鲜活要素,为人们留下遗憾,也为经济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基础。
以上我们通过斯密的宗教情感将他的劳动分工阐述个大概,那么我们往下回到现实环境当中来,谈一谈当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分工体系。往下我利用当代御用学者的论点阐述一下他们的看法,也许让人们唑舌。人们常常说资本永远是逐利的,哪里存在价值洼地资本就会蜂拥而至,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价值洼地。庞大的市场规模,广阔的市场前景,给予外资优惠的市场政策,配合上低廉的市场劳动力获得全球资本的青睐,进入近十多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以全球产业外包为主导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中国以此为基础积累起来世界规模最为庞大的外汇储备,并且快速开展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可以说,在这基础上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口号响彻云霄,而中国学者也开始大谈市场经济,并且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当作学术(或者说吹嘘)的基石。可以说,亚当斯密活到今天如果听到自己的分工理论与中国制造联系起来会感到莫大的侮辱。我们已经不只一次的说到,他在国富论的阐述当中折射的是自己的宗教情怀,而他的分工理论是建立在贡献天职下的协作共赢的基础上的。它的首要前提是一种超越世俗博爱下的平等,并且以资源的禁欲主义智慧与辛劳为原则,而中国的分工丝毫与这沾不上边,与斯密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中国的经济是以政府的欲望和相关权力为主导,所以在市场经济前面贯上了特色两个字,而中国之所以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也并非经济群体依据各自禀赋的自发性行为导致。而是政府通过政策与意志的强制所驱使,也就是说以城乡二元化政策为方针,通过残酷剥削农村人口福利的方式建立起来一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流动大军。并且以漠视其尊严,自由乃至生命的恶劣手段为全球化资本开启了绿灯,同时辅助以环境,资源,道德为代价。所以这种发展路径被具有良知的学者称为竞次战略,也就是打破道德底线的经济战争,在这种竞次战略过程当中,人的生命犹如蝼蚁被资本所肆意吞噬。也由此一来血泪童工,断指工厂被人们进相熟知。这种丑陋的路径不仅引发国内良知者的愤慨,即使是西方政府和媒体也大加指责。所以我们将其以斯密的分工理论进行对照就可以看到:一个是超然的出世,一个是堕落的现世,前者是出于荣耀上帝天职的遵循,后者是暴力极权下处于自身欲望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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